汕头"郭厝内"/大宅门(胡晓晴唱):纪念辛亥首义97年

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（33）

 旧博新发，纪念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，推翻满清王朝。

 

  疾风中的劲草

 

汕头的大宅门“郭厝内” 

 

    以前在汕头市福合埕西侧，有一处潮汕老式民居群落（如今不知仍在否） （江湖侠客注：吴游已瘫卧病榻多年矣！） ，人称其为“郭厝内”。对于郭厝内人家的来龙去脉及家族详情，我不甚了解，我只是略知郭家曾是汕头一望族之家，经济上应该属于殷实大户吧。

 

（今日福合埕）

 

    我提说它，是因为清末民初时，郭家的女主人就是祖父吴子寿先生的胞姐，即我的祖姑母。在我已经模糊的记忆中，似乎长辈说过，祖姑父的名字叫郭利舟。我的曾祖母程太夫人晚年也是在郭厝内度过的，（江湖侠客注：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些照片，她的去世也是汕头市的一件大事，场面非常隆重。）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叶，祖父在家产耗尽于民主革命及新闻报业之后，也一度借居于郭厝内，那时是“母舅食外甥”了（潮汕有“外甥食母舅，从无食出有”的俗语）。

 

    那时祖父已经离开了政治舞台，对于政客的残暴、官吏的贪腐和官场的黑暗，他感到极大的失望与痛心，他决不与之同流合污。对各方送上门的敦请他出任官职的邀请函或委任书，他或婉辞或唾绝，而甘于当一名清贫的教书先生。曾受聘为汕头女子中学校长，一度应南开大学邀请，赴天津开座讲学。同时他更加倾心于对佛学及印度梵学的研究，被推选为岭东佛教联合会会长，经常为各种慈善、赈灾、扶危救难行动奔走出力。彼时我的几位叔父尚未成人，虽然祖父在社会上声望颇高，但是吴家已十足是一贫寒之户了。

 

    祖父在退出政界之后，唯保留了一个带有官方色彩的头衔——南京国民政府顾问。保留这样一个虚衔，或许考虑到防备地方黑恶势力及军阀政客的挟私报复，必要时还可以用以保护、救助受欺压迫害的无辜弱者。以前曾有文字出版物记载过一件事：当年有一地方武装头子借口围剿***，带兵包围了潮阳县华阳乡，扬言要抄乡抓人。乡民到汕头求助于祖父，祖父当即乘一抬小轿直奔潮阳县长官厅，那时他的装束只是“青衣小帽”，却以“南京国民政府顾问”的身份，居高临下迫使潮阳县长出面交涉，很快解除了对华阳乡的抄乡威胁。这一事件连同清朝同治年间曾祖父抵御方耀强势而救华阳一事，一直被传为吴家两代救华阳之美谈。

 

    父亲的兄弟姐妹中，大伯父吴元海有幸读上名牌大学。——其实就天资而论，吴家的子女个个都是读书的料，也都好学上进，只是祖父为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新闻事业而倾家荡产，（祖父年轻时在汕头仅房产就有十八处，包括福安街杉行、铺屋及育善街、顺昌街报馆。）以至后来经济上无力供子女入校读书。大伯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与林语堂先生同时在该校就读，只不知是否同班级。此后大伯父娶了郭厝内家大小姐为妻，即我的大表姑成了我的大伯母。因而吴家与郭家更是亲上加亲了。

 

    郭厝内还有一女士值得一提，就是祖父之外甥女、大伯母之六妹郭德斐。据说她尚在闺中时就因才貌出众而小有名气，后来嫁了夫君陈玉潜，。陈乃汕头商界翘楚，鮀浦人，曾任汕头商会会长，夫妇俩皆长袖善舞，遂相得益彰，颇有成就，人称“十爷十奶”（可能是陈玉潜排行第十）。十奶郭德斐经营的怡昌公司做抽纱等生意，颇具规模。十爷后来当了中国银行广州支行经理。民国时期中国银行是国家中央银行，广州支行统管广东业务，掌一方财权，也算得上当时潮汕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之一了。

 

    论起这位十爷陈玉潜来，当年辛亥革命时期，他应该也在革命党人之列。 《潮州志·大事志· 清》五三页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八月革命党人群集汕头图大举——初汕头同盟会成立皆学界中人……不能胜大资，乃因施集祥以结陈芸生于海外。八月武汉倡义，芸生报资具，陈炯明亦约分兵兴师困粤，乃招王翌黄、孙丹崖、萧敏吾筹大举，翌黄如香港取金三千于芸生，且运炸弹，张则通以粤事所余枪械告，芸生又益金三千。淑希得陈玉潜、郭从史女士等助，吴炜光自南洋亦怀金至，于是资用始足。……”由此看来，陈玉潜当时已是大款，且资助了革命。郭从史女士很可能就是郭厝内人氏。

 

    陈历明的《辛亥光复潮汕前后》一文中，也有陈玉潜的名字出现：“……汕头在光复后隔天就把所有的革命武装力量统称为粤省第四军，并由曾当过新军军官的张禄村任司令长。……任命张则通为秘书官，孙丹崖为执法官，……又派杨日新监守大清银行，曾幸存监守交通银行，陈玉潜、林汉章负责邮电部门，还令高绳之管民政，整个汕头埠都控制在新政权的手里。”此处的记载又说明在当时汕头的政界也有陈玉潜一席之地。

 

    1933年10月，陈玉潜被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驻广州办事处代主任，香港分行国内汇兑及存款业务由该办事处代办。1935年4月1日，复改办事处为广州支行，陈玉潜任经理。1938年广州沦陷，广支行撤往香港。当时的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，潮阳成田人，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金融家。他对祖父深为敬重，后来祖父的葬礼就是由他亲自主持的。

 

    祖父于1938年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任教，移居香港，1941年11月11日在港病逝，享年六十九岁。祖父去世一个多月后香港就沦陷了，当时的兵荒马乱、人心惶惶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在那样的局势下，祖父葬礼之隆重却超乎一般之想象。香港潮州会馆和香港大学为祖父举行了公祭，郑铁如先生主持典礼。各方各界送葬者、吊唁者纷至。唁函唁电难以计数。香港、内地多家报纸予以报道。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还保存着十来张祖父葬礼场面的照片，有两张是排成长队的送葬队伍，人们抬着花圈、举着条幅，人数在千人以上。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在文革的抄家中被抄家者逼着当场烧毁掉。但是这些照片已让我从小就晓得我的祖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杰。

 

    祖父是一名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，晚年居港时，眼看着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铁蹄之下，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他忧心如焚、坐卧不宁。他极其痛恨汪精卫伪政府。五伯父生前曾在来信中提及一事：1938年间，曾有友人准备搜集祖父一生的资料，拟上报中央政府，提请为祖父发放“创建民国有功人员养老金”。祖父得知此事后很生气，拒绝提供资料，并写信告诫家人不可再提此事。他说，自己正在为年老无力抗日报国而痛苦不安，岂有反而向国家伸手、拖累国家之理。

 

    由于战乱交通断绝，祖父去世时妻儿无法亲往香港送终，祖父的后事，包括造墓、安葬等，概由他的外甥女夫妇陈玉潜先生、郭德斐女士操办。他们是祖父在香港的最后岁月的至亲者。（吴游  作） 

 

    江湖侠客注：郑铁如先生  （1887—1973）潮阳人，在香港中国银行工作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银行董事监会第一届、二届董事，第三届常务董事。任香港中国银行行长、总经理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人民代表，是全国华侨委员会委员。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拥护中国***，忠于职守，于1973年在香港不幸病逝。党中央特派专机将骨灰护送北京八宝山，一生对中国为解放事业，对中国银行的建设有卓著贡献。（资料引自中国官方）